大學的遺產

野草莓啟迪19

【林耀盛 中國時報2008.11.15 摘要】知識分子的特殊責任，就在於在學校內外，為公眾輿論說話，同時又要回答思想的要求。一方面不能脫離公眾輿論，但同時不能停止對政府提出問題。亦即，既要尊重人權，又要對濫用、實行專制暴力，保持警惕與抗議。

雲林訪台後，我們看到鎮壓形國家機器，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，聯手踐踏人權，尤其，扮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先鋒的傳媒，更透過電視、網路、手機等媒介，如「幽靈性」以即時性、多元性和後製性手法，營造抗議群眾的暴民形象，掌握景觀，透過更深層的無形控制，試圖削弱民眾的反抗力和批判性，試圖使個體只能單向地默從，進而達到政治冷感的效果。

可貴的，一場由大學生為主體的靜坐抗議活動，要求馬劉政府公開道歉，並修改集會遊行惡法，即使學生透過架設部落格，以網路現場直播發聲突圍，卻也難逃強勢媒介汙名化的粗糙操作。「野草莓學運」是否能啟動「野百合」學運效應尚不可知，但特定媒體，頻頻透過所謂「名嘴」，對公民社會的自主性，造成傷害。

所謂「名嘴」，無非是一群每天都會在電視和報紙上露臉的熟面孔。他們透過媒介，化為一個（偽）明星。其實，是一場十足虛偽的作秀，他們成為名嘴，卻難以提供任何關於真實觀點的選擇和論證，只要可消費，誰還在乎真實性和倫理感。觀賞名嘴胡扯或爆料，形成一種日常消費，人們往往被迫更深地墜入無法掙脫的國家機器的「統治有理」。

心理學家羅洛．梅曾指出，「革命家」是尋求外在政治變革，當現有政府治理下的處境變得難以忍受時，某些團體就可能會尋求推翻政權，堅信新的形式一定會更好。「馬上好」成為口號，恐怕不只是跳票問題了。「反叛者」則是尋求內部的改變，也就是態度、情緒及人民願景的改變。反叛者就像蘇格拉底，真正意義在於唾棄權威，是為了實現大眾肯定的人生願景與社會正義。

真正使人付出思考的是人性的問題，一切事態背後的主因都是人性，它使人有正義，也使人有腐敗。

 

【黃威霖／北市（研究生）中國時報2008.11.15摘要】廣場上不分藍綠立場的「草莓世代」，真的是因為悲情意識作祟，才願意在期中考週頂著驕陽、忍著寒風靜坐的嗎？

廣場上大多數的學生、教授與市民，並未參與圍城行動。促使他們站出來的，是十一月三日開始，國家不知節制的管制行動。這些對付一般公民的行為，使得尋常百姓，強烈地察覺這樣的暴力，可能會施加到自己身上。更令人害怕的是，許多警察、官員喜歡援引「集會遊行法」，在「惡法亦法」的荒謬邏輯下，將警察的濫權行為完全合法化。

一連串的事件告訴我們，把暴力合法化的能力，只有國家才能擁有；是以「國家暴力」是人與制度相結合、且缺一不可的特殊暴力形式。但國家暴力，卻因為制度的幫忙，使得受暴者除了身體受創，還得背負「犯法」的罪名而含冤莫辯。國家暴力，成為最駭人的生理與心理箝制工具。

這也是為什麼「野草莓學運」的訴求聚焦在要一併追究制度（集會遊行法）問題與主政者（總統、行政院長、警政署長、國安局長）責任的原因。靜坐者們反對暴力，但更無法忍受假制暴之名、妄施國家暴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