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權保障 為最高公共利益

阿扁官司啟迪91

德國法學大師羅德布魯赫曾謂：「沒有正義的國家，猶如有組織的盜匪集團」。這句話描述在納粹極權統治下的德國，因國家權力集中於獨裁者一人或一黨，缺乏權力分立與制衡，成為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工具。

國家的外部行為，常是其內部行為之反射與延伸，於是此一「惡法亦法，非法亦法，無法無天，無法而治」社會所奉行的叢林法則，也理所當然地因違反國際法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！

一黨獨大，實為萬惡之首。即便國家組織在形式上，設有與行政機關分離之議會及法院（例如蘇聯），然而各機關間卻無分立與獨立的權力關係，而是從屬與分工的關係，以實現統治者之意志為目的，猶如中國古代之君主專制政體。易言之，「權力即法律，法律即人權」，權力所在，可以就地合法，也可以就地正法，謂之「正當程序」。權力所需，可以選擇性辦案，也可以選法官辦案，裁判不符所需即為枉法瀆職。

此一中古時代的法制若現身現代社會，可以把被害人辦成加害人，把加害人辦成被害人，也可以把政治犯辦成刑事犯，把貪污犯辦成政治犯。對於事實的認定與法律的適用，既悉取決於當政者的權力，自無人權可言！

我國刑事訴訟法，不承認檢察官有羈押被告之權，亦未賦予延長羈押之權，故明定起訴前之羈押由法官為之由檢察官聲請（刑訴九三，羈四II），起訴後之羈押由法官為之。換言之，當偵查終結進入審判程序，檢察官即失去羈押之聲請及抗告權；亦不承認以強暴，脅迫，利誘，詐欺，疲勞訊問，違法羈押及其他不正方法所取得之證據（刑訴一五六）。

英美法系國家採行之證據排除法則，預先排除違法取得之證據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，民主國家亦莫不以「人權保障」作為最高公共利益，以實現刑法的目的。

蓋檢察官與被告，乃憲法與訴訟法上地位平等的兩造當事人，無正當程序即無合法結果，故不能以任何不正當的手段置他方當事人於不利之地位，以確保程序及實體裁判公平正義之實現。

然而，在扁案中對被告之羈押，顯已逾越法定之必要程度（刑訴101），對所稱被告的逃亡及串證之虞，在國安隨扈監控下亦遠超出合理的懷疑。尤有甚者，檢方二度違法抗告竟皆獲高院成立，院方更進而以權力運作，違反法官法定及併案原則更換審判長，以完成上級違法羈押之政治指示，對人權之侵害與法治之侮辱，可謂莫此為甚！

貪污誠為不法，然相對於「有組織的盜匪集團」，其罪卻微不足道？！納粹德國的殷鑑不遠，台灣的民主與法治之路，當以揚棄野蠻粗暴，恐怖邪惡的支那法制為正途。（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◎ 黃啟堯  自由1.1.2009摘要）

重羈押輕審判 荒謬扭曲

阿扁官司啟迪90

為了阿扁移審後是否繼續羈押，特偵組檢察官兩度抗告，高等法院兩度撤銷發回，其間台北地院庭長會議依據院內「分案要點」而決議將後案併入前案，造成更換法官的結果，引發輿論批評司法行政介入審判的疑慮。

因為台灣社會普遍存在「重羈押，輕審判」的扭曲心態，再加上泛藍名嘴強力放送的輿論公審，於是司法體系連番演出反覆發回，歹戲拖棚的肥皂劇。其實不管是無保釋放，還是重罪羈押，都是個別法官對於「審前羈押」的利益權衡與價值取捨，只要法官的心證內容具體而明確，都是審判職權的正當行使，應予尊重。

當然，這種兩極化的裁判結論並不是正常現象，但是台灣從統獨意識、國家體制、公共政策甚至連貓熊登台，有哪件事不是立場紛歧，價值紊亂？只要裁判不合己意，立刻發動獵巫擲石，什麼「阿扁暗樁」「國民黨打手」云云，那只是替台灣的沉淪尋找代罪羔羊，根本於事無補。啦啦隊竟然比先發投手還搶戲。

審判中，羈押與否，只是訴訟程序中的裁定，社會真正應該關心的是實體審判的結果。媒體的短線炒作，讓議題一再失焦，迄今為止，阿扁是否有罪猶未可知，但是層出不窮的程序瑕疵，將對司法體系的公信力產生嚴重傷害，不容輕忽。

首先是特偵組在偵查期間，為了平息輿論而召開記者會，甚至不惜以去留相挺，因而招致預設立場的質疑。尤其是偵查階段的洩密情形嚴重，「偵查不公開」形同虛設，實在難辭其咎。

接續處理的法院，也是荒腔走板，莫名其妙。且不談高院始終拒絕自為裁定的曖昧立場，在二度抗告後，高院竟然採取所謂的「秘密分案」來逃避輿論的關切。後來台北地院庭長開個「閉門會議」，將審判權併案移轉。阿扁如果質疑法院的分案流程，是政治力介入而指定承審法官，敢問台北地院和高等法院要如何釋疑？不透明、不公開的「秘密」程序，要如何贏得社會信賴？

該秘密的，毫無遮掩，偵查進度都在媒體同步播放；該公開的，神祕兮兮，又是「秘密分案」又是「閉門會議」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Brennan說：「司法的秘密只會滋養對法院的無知與不信任，以及對法官能力與公正的懷疑；自由而健全的報導、批評與辯論，才能促進公眾對於整體法治和刑事正義的理解。應該透過公開揭露及公共責任的洗滌，增進刑事裁判的品質。」旨哉斯言！

司法程序一塌胡塗，可惜泛綠名嘴也是一堆豬頭三，動輒宣稱馬英九黑手操縱。這麼廉價的指控，只是便宜了庸懦無能的司法行政官僚，讓他們繼續躲在「政治介入」的煙幕彈中鬼混。時至今日，竟然無人為此嚴重的行政疏失負責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庭長免兼，院長下台，司法院長道歉，應該是最基本的負責態度！

【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張升星 蘋果1.1.2009摘要】

 

李鈞震：張法官漏了一個人，監察院院長王建煊，沒有準備調查法院的疏失、檢察官的洩漏偵查內容，這是瀆職，也是一種貪腐，檢察官應該主動偵辦王建煊。

扁案換法官 程序不合法

阿扁官司啟迪89

〔胡健森、林嘉東／自由1.1.2008摘要〕台北地方法院，將扁案併給審判長蔡守訓的合議庭審理，宜蘭地方法院院長黃瑞華，與士林地方法院刑庭庭長洪英花，昨天上午聯袂主動求見司法院長賴英照表達不認同，要求司法院以行政司法監督權責，請台北地方法院就扁案換法官一事的決定過程、適用法條等依據及理由，說清楚、講明白。

黃瑞華指出，分案是否符合法院內部的既定規則，涉及司法行政是否干涉審判獨立、是否違法剝奪法官憲法所保障之審判權，以及有沒有違反法官審判獨立等問題，更攸關整體司法獨立的外界觀感。

黃瑞華認為，依照現行台北地院刑事庭分案要點二「分案」第五條規定，後起訴的「扁案」雖與前案「珍案」有數人共犯一罪的問題，但因「扁案」是重大社會矚目案件，依條文所定，並不能依「後案併前案」的原則歸由「珍案」法官辦理，而應該適用同一條文的但書規定依第三十八條抽分，因而「扁案」第一次分案符合北院現行有效的分案規則。

此外，「扁案」在起訴當日經北院核定為重大金融犯罪案件，依同條及三十八條規定，以人工抽籤方式由重金專股抽分，結果由重金專股的庭長周占春所屬庭員辦理，完全符合台北地院現行有效的分案辦法，並無同一要點第十條「後案併前案」的問題。

另依法官恆定原則，除刑事訴訟法有規定外，不應再以任何理由改變，包括「訴訟經濟或避免裁判歧異」等理由都不可以，因為這些理由在制定分案規則及訂定刑事訴訟法時都已經衡量過，不可再針對具體個案而重複衡量，否則將侵犯審判獨立，違背法官恆定原則。

同時，依照同要點第十條規定，相牽連的案件並非不能分開由不同法官審判，僅於前、後案兩位法官自己認為有合併審理之必要時，才由其二人主動發起協商，且於二人協商不成時，才有由後案法官簽請「審核小組」議決。

黃瑞華指出，法院庭期系統早已排定庭長周占春所定的調查庭期，並有目擊證人，另報載又有五位庭長要求追回傳票之事，證明周占春等人最初並不認為有合併審理的必要。至於蔡守訓審判長，早初對於由何人審理此案也沒有意見；則北院後來以第十條併案規定來更換扁案之承辦法官，不僅條文適用錯誤，在發動程序上也不合法。

洪英花也指出，相牽連案件合併審判，須依法律機制裁併，不得由法官間的簽呈或行政會議做成決定，否則違反正當法律程序；她說「正當法律程序失守，司法將面臨崩盤危機」，正當法律程序失守不只是單一個人的災難，更是台灣的災難。

洪英花並籲請司法院以行政監督力量，糾正北院，請台北地方法院還原當事人權益，回復原狀，將扁案回復給原分案的法官周占春審理，以貫徹審判獨立，否則此案不解決，恐將種下藍綠長期鬥爭的引爆點。

 

〔林俊宏、劉志原／自由1.1.2008摘要〕台北律師公會，在去年十二月五日提出三大理由，包括1律師在庭外對媒體發言，現行律師法和律師倫理規範未有明確限制；2其次參考美國等先進國家法制，律師法庭外言論尺度應由律師公會自行判斷，不宜由法務部交辦處理，何況檢方對偵查案件內容也常外洩，不能僅要求律師封口。

再者，3鄭文龍代扁發表絕食聲明，聲明內容與偵查中案情無關，應不構成違反律師法的要件，律師是協助當事人面對國家強大公權力的唯一武器，如限制太多，對基本人權有負面影響。

 

〔李欣芳／自由1.1.2008摘要〕陳水扁辦公室幕僚昨與律師團會商決定，將提出釋憲案，指扁案經併案換法官，違反憲法保障司法平等原則。

 

〔孫友廉、邱燕玲、李欣芳／自由1.1.2008摘要〕前副總統呂秀蓮、立委薛凌昨天前往台北看守所探視前總統陳水扁，呂秀蓮表示，司法制度處理陳水扁、前第一家庭的事，都到三更半夜，已幾近瘋狂狀態，呼籲哈佛法學院同學的司法院長賴英照，應下令除有絕對必要，否則法院應不要在夜間進行審訊，她認為，這已違法違憲。呂更呼籲另一位哈佛校友馬英九總統，三位老同學更應一起來避免人權、跟著主權一日日的消失，否則這將是哈佛法律人最大的恥辱。

扁見兩人，認為受到不公平待遇，大案併給小案、法院改變分案法官，違反法定法官原則，「國民黨收到捐款，就是政治獻金，民進黨收捐款，卻被指『對價關係』！太不公平！」，「國家司法機器全對著我一人，像打落水狗一樣」。

鄭文龍表示，陳水扁仍認為台北地院變更承審法官，已屬行政干涉司法，違法違憲，另蔡守訓審案過程也已侵害權力分立，未尊重總統的統治權、機密特權，更違反大法官第六二七號解釋的意旨。